悼念：中國茶史專家朱自振逝世

茶界同仁追憶朱自振先生

悉聞朱自振先生駕鶴西去，茶學領域悲痛萬分。

朱自振先生是著名茶史專家、茶典籍史料學家，長期從事茶史研究，為發(fā)掘和整理我國茶史文獻，推進茶文化研究作出重要貢獻。朱自振先生主要論著有:《中國茶葉歷史資料選輯》、《略考我國茶類生產的發(fā)展》、《太湖地區(qū)農業(yè)史稿》、《中國茶葉歷史資料續(xù)輯》、《中國茶酒文化史》、《茶史初探》等。其中《中國茶葉歷史資料選輯》為改革開放以來的茶文化事業(yè)提供了有力的史料來源，為茶文化的深入研究提供了重要支撐。

朱自振擔任編委的《中華茶史》。

《中華茶史》總主編余悅得知朱自振先生逝世后，心情萬分悲慟。他與先生在多年的茶文化研究中，亦師亦友。他認為，先生堪為“茶文化研究的一代宗師”。朱自振先生矢志不渝，畢生堅持研究茶史，學識淵博，匯通古今，著作豐碩。朱自振先生光明磊落，剛正不阿，堅守學術道德與良知，治學嚴謹，一絲不茍。朱自振先生為人坦誠，師長風范，熱情指導與培養(yǎng)學術新人，言傳身教，惠恩廣播。

中國茶葉公司原總經理施云清說：“他是我尊敬的茶界有真才實學的茶史學者之一，上世紀有幸與他有過幾次會晤，感覺他知識淵博、厚積薄發(fā)、言之有物，嚴謹而謙遜，不尚套話虛話。有一次，他和中國農科院茶科所莊雪嵐教授和我會晤中表達了愿盡全力、傾所知編撰有關茶史。事后，他們先后以實際行動實現了諾言，為中國茶史留下了寶貴遺產?！?/p>

中國國際茶文化研究會學術委員會主任姚國坤說：驚聞老友茶史專家朱自振先生仙逝，當屬茶文化界的一大損失。

作為朱先生的老朋友，中國農業(yè)出版社高級編審穆祥桐心情非常沉重，朱先生出版的多本書籍都是穆祥桐作為責任編輯完成的，他與朱先生有多年的交情，也對朱先生的人品深表仰慕。

編纂完成《中國茶葉歷史資料選輯》

1934年，朱自振先生出生于江蘇省武進縣(今武進市），1955年考取南京大學歷史系，這為他后來從事中國農業(yè)史及中國茶葉史的學術研究工作打下了基礎。

1959年，朱自振大學畢業(yè)，被分配到中國農業(yè)科學院南京農學院所屬農業(yè)遺產研究室工作，整理和編撰《中國茶葉歷史資料選輯》。茶史研究課題是1962年在制訂國家科學發(fā)展規(guī)劃時，由出席會議的萬國鼎提出，獲得批準而后正式下達的。說來事也湊巧。萬國鼎在京出席科學發(fā)展規(guī)劃會議的同時，朱自振和陳祖槼正好出差到北京圖書館檢索、核對地方志資料。會議一結束，萬國鼎便向他們傳達了會議審定農史課題的有關情況，說“中國茶葉歷史資料選輯”之方案分上編與下編兩個課題，并說上編由陳祖槼、朱自振主持編撰，下編則由朱自振、陳祖槼主持編撰，兩人既協力合作又各有側重。當時陳祖槼年紀比朱自振大得多，這樣的安排，便于以老帶新，在茶史研究工作上實行“傳幫帶”，同時也表明，萬國鼎對于朱自振在茶史研究這項事業(yè)上所寄予的厚望。朱自振與陳祖槼憑借在北京圖書館檢索地方志的過程，發(fā)現許多很有價值的茶史資料的線索，提出如果將其一一查抄下來，薈成專冊，對于茶史研究工作來說則裨益不淺。

朱自振與鄭培凱主編的《中國歷代茶書匯編》。

時隔七八年之后，即1973年，農業(yè)遺產研究室劃歸江蘇省農業(yè)科學院領導。朱自振和其他一些青年研究工作者，奔赴江蘇各地的不同農作物產區(qū)，探索農史研究，包括茶史研究的創(chuàng)新之路。其時，朱自振與另一位同伴撰寫了《歷史上蘇州地區(qū)的茶葉生產》一文，并由當時蘇州地區(qū)的農業(yè)主管部門打印下發(fā)給所屬的茶葉生產單位，供研究參考。此后不久，朱自振則又撰寫了一篇《江蘇茶業(yè)的歷史發(fā)展及其經驗》的專題報告文章。20世紀70年代，朱自振一度被調到《江蘇農業(yè)科技》雜志及報社工作，但他的茶史研究卻始終沒有停止，先后在《茶葉科技簡報》和《中國茶葉》等雜志及報刊上發(fā)表有關茶史的文章。

20世紀80年代前夕，隨著農業(yè)遺產研究室被批準恢復原來體制，朱自振才得以重新走上茶史研究的崗位。上班后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將其早年送審的關于《中國茶葉歷史資料選輯》上編與下編兩部初稿重新加以整理和補充。該書1981年由中國農業(yè)出版社出版，了卻了三代茶史研究人員的心愿，也在社會上引起了廣泛的關注。

提出巴蜀是我國茗飲文化的搖籃

朱自振在茶史研究方面提出過種種論見，其中最突出的主張則是巴蜀是我國茗飲文化的搖籃。陸羽《茶經》所謂“茶之為飲，發(fā)乎神農氏”，主張的是茶飲史前說。其后，或說茶飲始于戰(zhàn)國時代，或說始于西漢時代，或說始于魏晉時代，歷史上眾說紛紜。至于究竟起源于什么地方并無確定說法。直到清代初期，顧炎武才在《日知錄》中說道：“自秦人取蜀而后，始有茗飲之事”。就是說巴蜀在戰(zhàn)國以前，茗飲之事早就形成風俗，而我國巴蜀以外其他地方的飲茶、種茶，則是在秦滅巴蜀之后才漸漸傳播開來。朱自振肯定了這種論說，并且就此作出許多富有創(chuàng)見的闡述，從而論證了巴蜀是我國茶飲文化的搖籃。

朱自振退休之后，依然在茶史研究的領域中筆耕不輟，探索不止。他除了擔負撰著《農業(yè)通史》中的原始農業(yè)卷部分，參與《中華茶葉五千年》和《中國古代茶書匯?！返难芯空n題外，還在著手整理《中國古代茶葉文獻通考》，并策劃建立一套不同類型的茶葉博物館系列工程。晚年的朱自振，盡管體弱多病，但在茶史探索之路上的奮斗精神卻不減當年。正如他自己所說的那樣：“我愿為中國茶葉歷史文化奉獻終生！”

憶朱先生

沈冬梅

9月13日晚，翻閱朋友圈，看到江蘇省茶文化學會王為秘書長的告示，驚悉朱自振先生去世，一時間與朱先生相識相處過往的記憶紛至眼前。

30年前的1991年的四月，中國茶葉博物館開館，當時正在面臨研究生畢業(yè)找工作的我，已經在茶博館籌建處幫工整理材料幾個月了。開館當日邀請了很多業(yè)內及相關領域的專家大咖，可是對于初涉茶文化的我來說，卻是泰山矗立于前也不識的。一直負責茶博館籌建處工作的張子華主任給派了活兒，讓我到杭州香格里拉飯店，去協助接待朱自振先生和當時勐海茶廠的廠長。這是我初識朱自振先生，因為朱先生鄉(xiāng)音濃重，而我自己當時對茶葉及茶文化所知甚少，現在回想起來，卻是想不起當時都談了些什么。但肯定至少讓朱先生知道了我學歷史，且對茶文化有濃厚的興趣。

此后不久，朱先生通過王旭烽聯系，要做中國古代茶書的整理，最終因了我所不知的原因，未能成功。1994年，我在職攻讀博士學位，因為整理茶書，最終與導師梁太濟先生商量改變最初與他商定的博士論文題目，改作《茶與宋代社會生活》，一邊工作，一邊讀書搜集資料。當時沒有任何電子學術資源，所需圖書的紙本書也很難找到，朱先生與陳祖椝先生所編《中國茶葉歷史資料選輯》就成為我讀找資料的路線指引。朱先生所編茶史資料澤被學林，于我是深受澤潤的。

2000年，朱先生來北京，到中國國家圖書館抄錄善本茶書，已經博士后出站留京工作的我與中國社科院文學所的鄒明華都去幫忙，至今用鉛筆抄錄的古代善本茶書稿紙仍在。

轉年到2001年，鄭培凱教授約請我去香港城市大學協助朱先生進行《中國歷代茶書匯編（校注本）》搜集圖書和校注工作。年底到了香港城市大學，難得有機會在同一間辦公室與朱先生做了半年多的同事。親眼見到朱先生的學問與敬業(yè)。那時，香港的大學里已經能夠用到一些電子資源了，在年輕同事都在用電腦工作的時候，朱先生一直還是在用“純手工”作業(yè)，注釋與校訂工作都是手寫，刪除好辦，而增加，卻是寫好一條一條大小不一的紙片貼上去的。當時學校有多色水筆可用，朱先生的稿子是花花綠綠的，貼著多種顏色的紙條，百衲衣般。

結束香港的工作后，我與朱先生一起接受了全國古籍整理出版規(guī)劃領導小組的《茶經》校注項目。后因朱先生接受南京農業(yè)大學返聘，返校主持茶史研究及指導博士后的工作，暫時無暇顧及其他項目，《茶經》校注的工作便由我單獨進行。由此也成就了我對《茶經》版本與校釋的全面研究。

從上世紀90年代初認識直至2019年朱先生回老家常州居住之前，我與朱先生多次在茶文化研討會和活動中相見。朱先生性情耿直，對于當下學術研究以及茶文化活動中存在的問題，都是直抒己見，我每次都深受教益且與共鳴。

而朱先生最心心念念的，還是茶史資料的整理和研究。朱先生還曾希望用他個人的資金設立基金，獎勵茶文化研究。由于《中國歷代茶書匯編》由香港商務印書館出版，大陸讀者很難得到，因而在上海文化出版社又出了他和我整理校注茶書原貌的《中國古代茶書集成》?！恫杞洝分?，他還計劃要做明代喻政《茶書》的整理校釋，還希望能做各地茶文化史的資料收集整理與研究，而這些最終還是被《中華大典》茶葉典的工作耽擱了，沒能展開。2018年，我回家鄉(xiāng)江蘇儀征時和當地農業(yè)局局長施偉文一起專程去南京看望他，他建議并殷切希望儀征能做好地方茶文化研究的整理研究。

除了史料搜集整理外，朱先生《茶史初探》中的許多研究結論，成為現在茶界的常識。他的相關研究推動了中國茶文化史研究的深入。朱先生的資料整理與茶史研究為茶文化研究奠定了最深厚的基礎。朱先生的道德文章，為茶界普遍認可。

朱自振先生千古！

（作者系中國歷史研究院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