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是茶葉的故鄉(xiāng)，19世紀更是紅茶發(fā)展的迅猛時期，1840年鴉片戰(zhàn)爭后，清政府被迫開放廈門、福州、寧波、上海、廣州五個通商口岸。隨著西方對武夷紅茶的需求，福州成為近代基督教在華傳播的最重要、最有影響的城市之一。
19世紀30年代，以英國為代表的西方列強對中國沿海一帶進行政治、經濟、軍事上的考察，矛頭指向福建，范圍包括福州、閩江流域及神秘的武夷茶區(qū)，主要探險有三次。1832年“阿美士德號”對福建沿海進行了第一次偵察，福州臨近茶區(qū)特有的地理位置給這次航行的指揮官林賽(化名胡夏米)和傳教士郭士立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該船在福州停留了27天后，因不能到達“最好紅茶產地武夷山區(qū)”而“遺憾”放棄。
1834年11月，英國鴉片商人戈登與郭士立再次前往福建，乘小船沿閩江而上，進入了武夷茶區(qū)。在向當地茶農詳細調查了解茶樹的種植、茶葉加工、茶葉病蟲害、茶葉銷售等情況后，他們如愿以償地來到茶園。戈登還親自“在3到4個茶園里采集了標本”，帶回了茶種。
1835年5月，他們再次前往茶區(qū)，這次美部會傳教士史第芬也一同前往。由于清軍的攔截，此次探險剛剛進行一周就匆匆收場。但他們收獲頗豐，即對閩江流域的防務狀況進行詳細了解，探明外國人要深入中國內部困難重重。
盡管這三次探險充滿著“掙扎和煎熬”，但也為后來英國園藝學家羅伯特·福瓊對武夷山紅茶產區(qū)進行考察做了良好的鋪墊。1848年，福瓊接受東印度公司的派遣，深入中國內陸茶鄉(xiāng)，在他的游記《兩訪中國茶鄉(xiāng)》中比較詳細提及他在福州和去紅茶產區(qū)的一些體驗。
“福州府的城市和郊區(qū)坐落在山間的一片開闊地上，大約距離閩江口有20英里遠。閩江從其郊外流過，連結兩岸的就是著名的萬壽橋?！焙颓懊嫒蝹鹘淌咳ゼt茶區(qū)一樣，福瓊也同樣受阻，“我很想深入到農村去，特別是到那些出產紅茶的山區(qū)里去。但是那些中國官員——他們通過探子對我一舉一動都了如指掌——極力勸我不要這樣做。他們把我的情況匯報給領事，誘使他相信他們?！?
但福瓊告訴中國官員，他鐵下心來要去看一看。九曲溪在武夷山中隨著山勢而迂回環(huán)繞，“我們現在翻過大山，朝著星村鎮(zhèn)的方向走去，星村也是紅茶交易的一個大市場”，“這兒出產一種特別高級的小鐘茶和白毫茶”……后來，福瓊將中國茶樹品種與制茶工藝引進到東印度公司開設在喜馬拉雅山的茶園，結束了中國茶葉對世界茶葉市場的壟斷，給中國經濟、文化帶來巨大的影響。
傳教士和植物學家等對武夷茶區(qū)的考察，搜集了大量關于武夷茶葉栽培、防治病蟲害、氣候等信息以及當地茶農對外國人的看法，還刺探清政府的防御情報等，其內容無論在廣度還是深度上都是福建本地人所寫的游記和報告無法超越的，這些大大加深了英國人對武夷茶葉和當地風土人情等自然環(huán)境、人文環(huán)境的印象。而游記和探險報告對福州港茶葉貿易進行了大肆渲染，引起英國人對福州獨有的重要經濟價值的高度重視。
另一方面，茶葉貿易帶來的財政寬裕使得當地官員對外國人的態(tài)度有很大的改變。左宗棠創(chuàng)辦馬尾船政的經費就是從福州海關收入中提取的。馬尾造船廠、邵武煤礦、古田鐵礦、福州糖廠、福州面粉廠等近現代工業(yè)項目都與茶葉稅收息息相關。同時，茶葉貿易促進了福建交通運輸和存儲業(yè)的發(fā)展。1844年福州開埠，先后有英國、法國、美國、荷蘭、葡萄牙、德國、意大利、俄國、日本、丹麥等17個國家在倉前山設立領事館。
以茶葉為主的出口貿易還帶動了其他產業(yè)的貿易往來和文化交流。茶行興起甚至讓西方建筑風格融入福州古老的建筑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倉前山公共建筑基本變?yōu)槲餮箫L格。茶行興起也促成開辟鼓嶺避暑勝地，禪臣洋行、天祥洋行、寶德洋行、匯豐銀行等都在鼓嶺建造別墅。
在19世紀福州的茶葉貿易中，夾雜著西方經濟的入侵和文化宗教的滲透，客觀上刺激了福州民族資本主義的產生和發(fā)展，轉變了以往陳腐的舊思想，培養(yǎng)了一批愛國進步的革命家、思想家、實業(yè)家、教育家，如嚴復、林紓、黃乃裳、林斯琛、侯德榜等。
總體說來，作為19世紀茶葉貿易中心，福州見證了中國與西方的貿易往來，當中凝練了許多“跨文化”的表征。這種“跨文化”并沒有明確消融邊界，而是承認邊界基礎上的交錯，顯示文化交往中的互動關系和動態(tài)過程。在歷史背景和現實需求的雙重推動下，19世紀的福州是一個很好的中國文化海外傳播的雙向窗口——對中國國內，使中國人了解作為“他者”的西方人眼中的中國；對世界，使國際社會更了解真實的中國，減少西方人對中國的偏見，加深西方人對中國的認知。
（林曉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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