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茶是世界上最受歡迎的飲料，人們每天要喝掉20多億杯茶。然而，茶是如何獲得飲料中“超級大國”的地位的?這并非一個簡單的故事。相反，它是一個具有復雜系列的故事情節(jié)，涉及眾多“演員”，持久性的長期變化和戲劇性的轉折。文章調查了茶葉是如何成為澳大利亞首要飲料的，研究了茶的社會歷史，探討了此飲料是如何塑造澳大利亞人工作、休息和娛樂生活的，揭示了茶葉如何在塑造澳大利亞的民族認同中發(fā)揮作用，并且隨著時間的推移，茶葉的地位是如何隨著大英帝國的衰落以及一個以“美式和平”形式的新帝國的崛起而下降。茶在澳大利亞的故事只是更加復雜的全球茶之故事的一章，但是它為我們提供了重要的見解：那就是茶是如何納入殖民國家建設中來的，以及作為一個受歡迎的飲料，它在21世紀未來將會如何上演。
費爾南·布羅代爾在日常生活結構中提醒我們：“日常生活是由人們在時間和空間上幾乎注意不到的小事組成……每天發(fā)生的事情是重復的，重復的次數越多，它就越有可能成為一種普遍性的東西，或者更確切地說是一種結構。它遍及社會的各個層面，其特點是存在方式和行為方式在漫長的歲月中得以延續(xù)……社會不同層面的人們的飲食、衣著或住宿方式從來都不是無關緊要的”[1]。茶———這種“人們幾乎不會注意到的小東西”———已經傳播到了五湖四海，沿著古老的海陸貿易路線從中國向外延伸[2-4]。由于茶在不同時代，不同文化中占有一席之地，因此，它發(fā)展出了不同的地方特色。
01
問茶與澳大利亞殖民地的建立
茶不僅僅是一種飲料，它也是澳大利亞國家認同的重要組成部分。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這個顯著的地方發(fā)生了變化。通過考察茶在澳大利亞的社會和文化歷史，可以了解茶是如何影響社會習俗、性別角色、飲食行為和工作習慣的。
1788 年，“澳大利亞”作為英國的 (罪犯)流放地而建立，當時，這片大陸在西方被稱為“新荷蘭”。直到1824年，“澳大利亞”一詞才正式使用。1787年，由11艘船只組成的船隊從英國航行到“新荷蘭”，船隊載有778名囚犯 (586名男性和192名女性)，被一支大約有1500人的特遣隊護送。大部分船員和乘客是英國人，但也有少數來自法國和美國的罪犯。船隊行程長達24000公里，耗時250天才完成。當時，它被認為是人類移民史上組織時間最長的事件之一。
在1787年以前，英國人則將罪犯送往北美的13個殖民地。然而，美國人對英國統(tǒng)治的反抗最終導致了美國獨立戰(zhàn)爭。在一場關于“稅收和代表權”的爭端中，反抗英國當局的主要行動之一就是將一批茶葉傾倒進波士頓港———著名的“波士頓茶黨也稱波士頓傾茶事件”。當然，這些茶來自中國。英國政府需要一塊新的領土來安置罪犯，而“新荷蘭”則被認為是最佳的選擇。
18 世紀末，茶作為一種飲料，在不列顛群島已經獲得了很好的發(fā)展，但它仍然是一種奢侈品———盡管更多的普通勞動者已經習慣了茶的味道和刺激效果。茶正成為朱莉·弗洛默所描述的“必要的奢侈品”[5]。事實上，其中一名叫瑞秋·厄爾利的乘客 (女罪犯) 因盜竊了一盎司茶葉、煙草和糖而被定罪，并被判處搭乘第一艦隊發(fā)配澳大利亞。據記載，第一任總督亞瑟·菲利普曾與當地原住民領袖貝尼隆分享食物和茶，茶很快在原住民中成為一種受歡迎的飲料。這一點在歷史上來看，通常與糖一起食用的濃郁中國紅茶在英國的茶文化中是最受歡迎的———雖然綠茶仍然占有市場份額。無論如何我們可以肯定的是，茶葉是第一艦隊高度珍視的非官方貨物的一部分。
官方第一次正式記載了中國來訪者來到澳大利亞的記錄是在1818年麥世英的到來。然而，1788年的第一艦隊與中國有著重要而直接的聯系。這些船只，包括佩恩夫人號、斯卡伯勒號和夏洛特號，被英國東印度公司特許進入廣州收集貨物茶 (該船的高級船員被允許購買大黃、肉桂、扇子、水銀和瓷器作為貿易物品帶回英國，但茶葉在1833年之前一直是英國東印度公司的壟斷品) [6]。從1788年開始，英國東印度公司的船只在往返中國的途中，經常在澳大利亞殖民地停留。因此，隨著英國殖民地在澳大利亞的建立，海上絲綢之路的這條新路段，創(chuàng)造了中國和澳大利亞之間貿易、移民和文化的新聯系。
02
“甜茶”的發(fā)現：一種來自澳大利亞本土的茶葉替代品
早期的澳大利亞殖民地茶葉仍然是一種稀缺品，直到1792年茶才開始被出售，茶葉的數量是有限的，并且價格昂貴。因為從茶樹中獲得的茶葉有限，新來的人開始尋找一種當地的茶葉替代品。他們很快就找到了一種合適的替代植物，即甜葉菝葜———一種澳大利亞本土的撒爾沙植物[7]。這種植物以藤蔓的形式生長于潮濕的溫帶沿海森林的地面上。這種植物長期以來被澳大利亞原住民用作傳統(tǒng)藥物。布拉德利中尉這樣描述它的品質：“我們還發(fā)現了一種植物，生長在巖石周圍和林下灌叢之間，它的葉子被煮后變成了一種令人愉快的飲料，并被我們全體船員當作茶來使用?！?/p>
1790 年，水手約翰·尼科爾乘坐朱利安夫人號路過悉尼，他對甜茶和它的特性如此著迷，以至于在返回英國時帶走了大量的甜茶。他記錄道：“殖民地有一種藥草叫甜茶，它被浸泡和飲用就像中國的茶。我很喜歡它。它不需要糖，味道既苦又甜?！?/p>
為了收集茶葉，尼科爾的船在去英國的中途停留中國，把大部分剩余的甜茶賣給了中國商人，這些商人已經認識到了此種外來植物的藥用價值。這可能是澳大利亞在殖民時期向外國出口的第一件商品。近年來，隨著人們對本土食物和采集興趣的恢復，甜葉菝葜得以東山再起?，F在甜茶正在與不同品種的茶樹產的茶葉相混合，并由一些富有創(chuàng)新精神的澳大利亞藥劑師和茶葉零售商出售。這是澳大利亞茶文化創(chuàng)意的一個很好的例子。
03
茶與社會生活：澳大利亞茶文化的發(fā)展
隨著19世紀上半葉幾十年的發(fā)展，英國繼續(xù)發(fā)展并擴建悉尼的流放地。他們還在諾?？藣u(1788年)、范迪門島 (塔斯馬尼亞) (1804年)、摩頓灣 (布里斯班) (1824年)、天鵝河 (珀斯)(1828年)、菲利普港 (墨爾本) (1835年) 和阿德萊德 (1838年) 建立了新的殖民地。除了囚犯，越來越多的自由移民也來到了澳大利亞。在1828年，罪犯占到總人口的46%。但是到了1841年的時候，罪犯就只占20%左右了。因此，在19世紀中，隨著罪犯時代退居過去，現代澳大利亞人口的輪廓形成了：現代由工人階級、中產階級和上層階級組成的城市化人口出現了。正是這種社會階層的結合，形成了19世紀中期至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結束期間澳大利亞茶文化的基礎。澳大利亞在繼續(xù)與英國保持密切的政治、經濟和文化聯系的同時，于1901年成為一個主權國家，并開始形成獨立的民族認同。這是一個茶 (話) 會的時代，從最不起眼的工人聚會，到有抱負的中產階級“只有受邀請才能參加”的花俏活動。在那個時代，男人和女人被固定在特定的性別空間里，在這個空間里，茶為男女提供了交流的機會，也為女性提供了管理家庭空間的機會。
1822 年，英國法官約翰·托馬斯·比格向英國下議院提交了一份報告，題為 《新南威爾士州殖民地狀況報告》。我們從報告中得知，到1822年，最初的茶葉短缺情況已經不再出現。茶、糖和煙草是標準的配給品。即便如此，配給的數量并不是那么慷慨。停止配給茶 (和糖) 也是一種對罪犯的懲罰方式。因此，比格報告說，茶和糖仍然被認為是奢侈品。然而，這種奢侈品卻成為了人們工作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該報道引用了 《悉尼公報》 (1816年12月7日)：“茶和糖是罪犯膳食中經常伴隨的食物，并且是下層階級移民餐桌上的常客;但是牛奶和蔬菜卻只給上層階級供應。”[8]
此時，在英國及其全球的殖民地中，茶和糖的結合已成為各行各業(yè)人們飲食中穩(wěn)定的一部分[9]。1840 年至1860年，英國人均茶葉消費量增長了一倍;1860 年到1880年增長了68%，澳大利亞也成為一個重要的茶葉市場。從19世紀50年代初到20世紀80年代末，福州對澳大利亞的茶葉出口翻了一番多，從370萬英鎊增加到970萬英鎊[10]。事實上，澳大利亞曾一度是世界上飲茶最多的國家。彼得·格里格斯估計，19世紀30年代新南威爾士殖民地的人均茶葉消費量接近4.5公斤，19世紀40年代上升到5.0公斤[11]。
隨著茶逐漸成為澳大利亞各行各業(yè)乃至整個大英帝國人民的首選飲料，它已深深植根于社會和文化習俗之中。茶不僅僅是一種令人愉快而舒適的飲料，還具有顯著的重要性：它是中國與世界其他國家之間的全球貿易經濟的一部分。飲茶還成為了一種社會區(qū)別的標志。不同階層的人以不同的方式消費茶，他們眼中茶的象征意義也不盡相同。他們通過用一種隆重的方式提供并享受茶，以展示自己的權力和地位。大量工人階級所享用的茶被視為從日常勞作中放松身心的一種方式。事實上，添加了糖和牛奶的茶成為英國工人階級飲食的重要組成部分。因此，在茶和咖啡等飲料中添加糖是很正常的。相反，考慮到英國人喜歡所有甜的東西，茶里不放糖就太奇怪了。恩格斯在1844年的著作中描述了曼徹斯特工人階級的狀況，并寫道，除了肉類 (在可獲得且負擔得起的情況下) 和蔬菜 (尤其是土豆) 的基本飲食之外，“作為佐餐，人們通常都喝淡茶，也許是茶加一點糖，牛奶，或一些烈酒。茶之于英國乃至愛爾蘭，正如同咖啡之于德國一樣不可或缺。一個地方越不喝茶，那么那里就越貧困”[12]。
飲茶的發(fā)展對兩性關系也有著特殊的影響。和傳統(tǒng)的中國一樣，澳大利亞殖民時期的男女也經常被隔離。男女在家庭和公共領域中扮演不同的角色，這兩種角色之間界線鮮明。事實上，在我們這里討論的大部分時間里，女性的地位是低于男性的。參與公共飲酒領域是與女性的“良好聲譽”不相符的。因此，茶成為了連接女性們社交紐帶的重要飲料。在茶 (話) 會上，人們在喝茶時會吃蛋糕、三明治和其他美味佳肴，這已成為男女在適當認可的環(huán)境中進行互動的常見方式。
這些茶 (話) 會發(fā)展成了“茶餐”和“下午茶”的傳統(tǒng)。各種各樣的規(guī)則和禮儀都是圍繞著這些社交喝茶的形式發(fā)展起來的。茶餐和下午茶最早出現在英國，并迅速傳播到澳大利亞等英屬殖民地。茶餐和下午茶有什么區(qū)別?茶餐中的“茶”更多地與用“茶”的意義有關，意思是“晚餐”，而不是飲用茶的集體活動。茶餐是19世紀工人階級的一種習慣。下午茶可以是一項盛大的活動，主人發(fā)出邀請，拿出最好的茶具，并為這一場合盛裝打扮。然而，在加班時，下午茶也變得不那么正式了，可以簡單地指下午喝茶的休息時間。茶餐的概念也發(fā)生了變化，更多地與優(yōu)雅的中產階級社交聚會聯系在一起，而不是工人階級晚上的一頓飯。茶的習俗，特別是在我們這個不斷變化的現代世界，隨著時間的變化而改變。
澳大利亞的飲茶也與大英帝國的觀念緊密相連。很長一段時間以來，茶是一種民族飲料卻來自中國———這一直是英國政治家、商人、作家等人的痛處。正如朱莉·弗羅默所寫：“然而，將茶視為一種英國國內商品引發(fā)了人們對將國內生活和國家認同的理想建立在來自中國的外國產品上的擔憂———盡管英國試圖滲透打入這個國家，但令人沮喪的是，中國對英國人來說仍然是未知……同時英國人將中國視為‘他者’。使用亞洲的茶來培養(yǎng)英國的國家認同感，這可能會瓦解國家認同感賴以形成的差異?！盵5]
為了打破中國對茶葉生產的壟斷，也為了打破“中國”和“茶葉”之間的認同聯系，英國東印度公司熱衷于在英國殖民地內建立茶葉種植和生產產業(yè)。為此，蘇格蘭園藝學家和冒險家羅伯特·福瓊在19世紀50年代被派往中國“獲取” (即“竊取”) 茶樹、種子和技術[13]。印度和錫蘭 (斯里蘭卡) 的茶園通過現代工業(yè)規(guī)?；洜I，大幅降低了茶葉的價格[14-15]。據估計，在1897年，整個大英帝國共消費了8000萬杯茶。19世紀初，英國和澳大利亞消費的大部分茶葉來自中國，而到了19 世紀末，茶葉則來自英國殖民地內部。這就標志著茶葉與中國的聯系被顯著地切斷了。當然，當時澳大利亞也有中國人，毫無疑問的是，他們也從中國帶來了自己的茶，其中一些還賣給了當地的白人殖民定居者。
04
流浪者和比利茶
這一時期澳大利亞茶文化最具標志性的東西之一就是“比利”，由此衍生出“比利茶”?！氨壤琛睙o疑是澳大利亞對世界茶文化最獨特的貢獻之一。澳大利亞比利是一種金屬容器。這種金屬容器最初被用于在開往澳大利亞的船只上運輸咸牛肉。到了19世紀晚期，它成了澳大利亞鄉(xiāng)村生活的代名詞，在那里，它被用作在篝火上的燒水和泡茶的器皿[15]。
在19世紀，隨著越來越多的土地被用于放牧，對剪羊毛和其他農業(yè)活動的季節(jié)性勞動力的需求穩(wěn)步增長。剪羊毛的工人從一個綿羊站走到另一個綿羊站，從一個剪羊毛棚到另一個剪羊毛棚通常需要步行走好幾天。這些流動工人被稱為“流浪者” (Swagmen)。其中的“swag”指的是鋪蓋卷———里面還包含了他們的個人物品。毫無疑問，其中最珍貴的是上文提到的茶葉、煙草和糖這3樣東西。這里面還有面粉———是制作“丹波面包”的關鍵，這是一種簡單的“澳大利亞土著面包”，是用篝火的熱炭烤制而成的。澳大利亞的農村是人們常常飲用比利茶的地方———意味著這是一項非常男性化的活動。而在家庭環(huán)境中，女性支配著茶———特別是通過早上和下午的茶 (話) 會。而男性支配著“叢林”中的茶，尤其是在流浪者的生活或其他形式的鄉(xiāng)村勞動中。
在中國，備茶通常是在茶壺或其他類似的設備放入茶葉，然后把熱水倒入其中沖泡茶葉。流浪者就無法享受這種“奢侈”了。
《叢林流浪》 這首歌最早由帕特森于1895年創(chuàng)作，它的首節(jié)中有這樣一句歌詞：“他一邊唱歌，一邊看著老比利在沸騰?！边@首歌非常流行，到1903 年，它已經被用來銷售一種特殊的茶品牌———果不其然是：比利茶。《叢林流浪》 是一首深受澳大利亞人喜愛的歌曲，它經常被認為是“非官方的國歌”。事實上，大多數澳大利亞人更有可能知道 《叢林流浪》 的歌詞，而不是澳大利亞的官方國歌 《前進的澳大利亞》。
05
茶與酒：禁酒運動
在唐朝，茶不僅是一種飲料，而且在文學、宗教和文化生活中也起到了重要的參考作用[4]。在唐代茶興起之前，酒在重要的社會儀式中占據主導地位。因此，在中國古代乃至當代，酒和社交之間有著密切的聯系。唐代茶的興起與禪宗的出現有著密切的聯系。茶被看作是酒的替代品。茶也能“醉人”，但即使一個人大量喝茶，也不會出現酒那樣的負面作用。
公元8世紀末和9世紀初的時候，中國出現了一篇描述“茶酒爭功”的文章[16]。在這場辯論中，“酒先生”和“茶先生”給出了他們的理由———為什么自己作為飲料最好而另一種不好?！安柘壬睂⒆约号c一類新興的佛教聯系在一起，他認為茶是圣人、皇帝和前賢首選的靈丹妙藥，茶可以消除困頓和疲勞，而且沒有有害的或尷尬的副作用。與之相比，“茶先生”認為“酒能夠拆散家庭，破壞家園，通常會導致淫蕩和墮落的行為……而你，酒先生，會讓人喝醉和糊涂”。人一喝酒，話就多了。對于大街上的普通人來說，至少70%的飲酒者是被朋友背回家的。最終，“水先生”的出現提供了第三條出路———“茶先生”和“酒先生”都不是辯論的贏家。但可以肯定的是，隨著唐代佛教的興起，一種提倡節(jié)制和避免飲酒的新話語正在形成。茶被認為是酒精飲料的最佳替代品。禁酒運動從19世紀30年代開始，它首先提倡適度節(jié)制飲酒，到19世紀后期就轉變?yōu)橥耆癸嬀屏恕Ｅc美國不同的是，澳大利亞從未采納過全面禁酒令。即便如此，關于酒對個人、家庭和社會負面影響的辯論還是使人們注意到了酒在澳大利亞社會和文化生活中的地位———無論是好是壞。
殖民時期的澳大利亞繼承了英國的飲酒習俗并形成了濃厚的飲酒文化。人們飲用各種酒精飲料，如杜松子酒和啤酒，而朗姆酒在殖民時期則扮演著特殊的角色。朗姆酒是如此受歡迎以至于在硬幣短缺的時候成為了一種貨幣形式。事實上，據報道，澳大利亞發(fā)生的唯一一場軍事政變就是由朗姆酒短缺引發(fā)的。因此，它通常被稱為1808年的朗姆酒叛亂。
然而，對于茶是一種健康的飲料這一觀點，并不是每個人都贊同———特別是在大量飲用的情況下。杰西卡·奈特在她的研究中敘述了以下內容：“1893年，一名在悉尼工作的醫(yī)生與悉尼科技學院的一名烹飪講師合著了一本書，名為 《澳大利亞的生活藝術》。在這本書的序言中，菲利普·穆斯基特博士寫道：‘肉店里的肉和茶的消費遠遠超出了正常的需求，這在世界上任何其他地方都是無法與之相比的。’他進一步評論了茶的過度消費，表達了他對女性‘在這方面超出了所有節(jié)制的界限’的擔憂。按照他的專業(yè)觀點，由于飲食中過量的茶，女性變得‘蒼白無力’，肌肉變得‘柔軟松弛’，神經系統(tǒng)‘受損’?！盵17]
19 世紀中期，禁酒運動對于除了酒吧之外的非飲酒場所的建立起到了推廣的作用。19世紀末的時候，這些場所變成了茶室。這一趨勢在澳大利亞得到了廣泛的復制，到20世紀初，茶室已成為城市景觀中的普遍特色。茶室最初是由教會或禁酒組織提供給公眾使用的非商業(yè)場所。到了后來，它成為了一種商業(yè)企業(yè)，類似于咖啡館或咖啡廳。
對于女性來說，茶室是一個安全而合適的空間，可以在家庭范圍之外進行會面與社交。茶室象征著現代、時尚，昭示著帝國與茶之間的聯系。有些茶室非常大，大到足以容納多達300多人。里面有著當時的新發(fā)明———如電梯和熱水水龍頭。最好的茶室位于城市的黃金地段，在這里可以看到引人入勝的景色，還有新潮時尚的裝飾。被女性所管理的茶室并不罕見，考慮到這一時期女性在家庭之外有限的勞動機會———所以說這是個相當了不起的成果。
在澳大利亞現代歷史的進程中，有各種各樣的支持和反對飲酒的爭論。無論是完全禁酒，還是只在特定場合，茶通常都是酒的首選替代品。然而，正如我們下面所看到的，茶作為頭號非酒精飲料的地位正在受到其長期競爭對手———咖啡的威脅。
06
興衰：當代澳大利亞的茶
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后，茶的需求量仍然很大。在澳大利亞城市的工廠和辦公室中雇傭著在早上和下午茶的時候推茶車的茶女。茶和餅干通常由公司免費提供，但有時會從工人的周薪中扣除一小筆茶費。同樣，在以男性為主的工地，如建筑工地、鐵路調車場和剪羊毛站，比利小子用比利為工人煮茶。他們通常在上午11點準備茶點，因此這種茶點就被稱為“午前茶”。20世紀60年代，隨著更為正式的培訓貿易工人學徒制度的實施，比利小子逐漸被淘汰。無論如何，當今在澳大利亞,他人不太可能為你提供“一杯茶”喝。你也找不到茶女和比利小子。這么多老的茶文化已經處于消失或過渡狀態(tài)。
現代茶包最早開發(fā)和銷售于20世紀初。然而直到20世紀70年代，茶包才開始流行起來。一旦英國和澳大利亞的茶葉公司開始推廣茶包，它就很快地取代了散裝茶葉，成為人們泡茶的首選方式。在澳大利亞和其他很多國家，茶包是人們喝茶最普遍的方式。
為什么茶包花了如此長的時間才找到了自己的市場?其中一個主要原因是，二戰(zhàn)后的社會和經濟環(huán)境的變化使獨自飲茶的生活方式更容易被接受。毫無疑問，人們總是視自己的便利而選擇飲茶時機為自己備茶。然而，正如我們從上文中對澳大利亞茶的討論中所看到的，茶的消費一直與社會互動緊密相連。這就是我所說的“茶交際”。然而，二戰(zhàn)后經濟向消費資本主義的轉變更加強調“個人”的選擇。也就是說，二戰(zhàn)后的社會一直強烈關注于創(chuàng)造和滿足個人消費者的需求，更重要的是滿足個人消費者的欲望。在這個社會、經濟和文化快速變化的時代，一個非常重要的事實就是現代消費時代更加崇尚便利。例如，在現代工作環(huán)境中，以前一起喝“下午茶”的做法已經幾乎像恐龍一樣滅絕了[18]。相反，在緊張的工作壓力下，辦公室職員會用茶包沖泡他們“自己的”茶，并迅速帶回到自己的工作崗位。同樣的道理也適用于家庭內部的茶，邀請家人和朋友參加更正式的“下午茶”的做法也基本上消失了。
澳大利亞的茶消費不得不與咖啡和咖啡廳文化的興起相抗衡。根據澳大利亞統(tǒng)計局 (簡稱ABS) 的數據，在20世紀60年代末，澳大利亞每年人均咖啡消費量超過1千克。相比之下，茶葉仍以人均2公斤的價格領先 (在20世紀的高峰時期，1928 年人均茶葉消費量為3.6公斤) [19]。到了20世紀10 年代，澳大利亞統(tǒng)計局在其“2011/2012年澳大利亞健康調查”中報告稱，“最受歡迎的飲料是水 (87%的人消費)、咖啡(46%)、茶(38%)、軟飲料和調味礦泉水(29%)以及酒精飲料(25%)”。咖啡和茶消費的這種戲劇性轉變需要一些解釋。
19 世紀，咖啡首次出現在澳大利亞。它與禁酒運動，并且和以圖與提供酒精飲料的酒店競爭而建立的“咖啡宮”密切相關[20]。然而，考慮到咖啡在沒有合適的設備的情況下更難煮，茶并不會因此而喪失民族飲料的殊榮。事實上，一直到20 世紀30年代，澳大利亞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茶葉消費國之一。然而，隨著1929～1933 年大蕭條和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的爆發(fā)，茶的消費量開始穩(wěn)步下降。在某種程度上，茶在澳大利亞的興衰反映了大英帝國的興衰，正如咖啡的日益流行反映了美國消費現代性的吸引力和美式和平的興起。從人均每年300克的低起點開始，咖啡消費量在二戰(zhàn)期間增長了3倍[21]。
這種增長部分與二戰(zhàn)期間美國在澳大利亞的駐軍有關。1942年至1945年間，100萬美國軍人來到澳大利亞，而當時澳大利亞的人口只有700萬。美國人帶來了咖啡文化[22]。戰(zhàn)后，為了滿足消費者對咖啡的興趣，1948年跨國飲料公司雀巢公司推出了速溶咖啡———此種名為雀巢的產品獲得了巨大成功。速溶咖啡反映了澳大利亞充滿活力的消費經濟由此興起———這種經濟是以個人選擇和便利為中心的。這也反映了美國現代性的吸引力日益增長，以及澳大利亞與大英帝國聯系的減弱。蘇茜·哈米斯認為速溶咖啡的流行“與澳大利亞生活方式選擇的變化有關”，喝茶的習慣與澳大利亞作為一個遙遠殖民前哨的發(fā)展密切相關，它每天都提醒著我們，很多人仍然把倫敦視為國家的文化首都;速溶咖啡日益增長的吸引力反映了一種更廣泛、更微妙的文化品味”[23]。
盡管如此，澳大利亞人仍然消費了很多茶。近年來，澳大利亞前總理陸克文一直是最堅定的飲茶倡導者之一。作為澳大利亞歷史上唯一會說普通話的總理，陸克文在中國早已家喻戶曉。2011 年8月23日，陸克文被宣告為川寧澳大利亞下午茶挑戰(zhàn)賽的冠軍。這是英國著名茶葉公司川寧的營銷活動。川寧邀請了150位來自澳大利亞的知名人士，共同設計出一種獨特的混合茶，以體現澳大利亞人的性格和口味。混合茶的原料由川寧提供，并由澳大利亞民眾投票選出他們最喜歡的一款。陸克文被宣布為最后的贏家，他的川寧混合茶在2012年全年都可以買到，其中混合了川寧愛爾蘭式早餐茶、俄羅斯商隊茶和柑桔香紅茶。比賽以選擇慈善機構的權利替代獎金，即每一筆茶的購買就會向這個慈善機構捐贈10澳元。陸克文選擇了一家致力于動物保護和福利的知名慈善機構。
07
結論與討論
從這件軼事可以明顯看出，即使是澳大利亞最著名的飲茶者，每天也沒有多少機會接觸來自中國的茶。然而，正如我們所看到的，茶在構建澳大利亞的身份認同和日常生活仍然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在澳大利亞，人們對某些中國茶也越來越感興趣———尤其是綠茶。近年來綠茶由于其藥用特性和對健康的益處而得到推廣。與此同時，“珍珠奶茶”在澳大利亞經歷了戲劇性的增長，盡管這種飲料并不被認為是非常“健康”的 (因為有過量的糖和其他化學添加劑)。在生活的其他領域，人們已經邁出了遠離工業(yè)化食品和商業(yè)化食品消費的步伐，比如“慢食運動”和“手工食品運動”。這兩場運動都試圖讓人們注意到食品的來源和生產方式。他們試圖重新引入食品社交的形式，重建食品生產者和消費者的直接聯系，并試圖在我們的飲食方式和內容上重新建立一個社會消費和真實性的場所。
我相信同樣的哲學也適用于茶的消費。我們還應該鼓勵茶的消費者，使其更加了解他們所飲用的茶之來源。你的茶是從哪里來的?是誰做的?他們是怎么做的?這些問題，以及其他許多問題，將引發(fā)一系列關于可持續(xù)性、社會公正和公平貿易的倫理關懷。正是基于這一點，我也堅信，中國的手工茶和傳統(tǒng)茶生產商之間可以與包括澳大利亞在內的世界各地的飲茶者建立直接的聯系。茶有著豐富的歷史和跨文化交流傳統(tǒng)，可以成為開啟中澳對話的完美媒介。(作者：Gary SIGLEY (加里·席格倫) 安倬霖)
原文刊于《貴州民族研究》2022年第5期(第43卷總第249期)，注釋從略，詳見原刊。
*凡第三方圖片及信息，如無特殊注明，均來源于公開網絡，如有侵權請聯系刪除。
來源：坤冰觀茶
如涉及版權問題請聯系刪除
